不再疯狂的动物城，消失的乌托邦
2016年春，传媒娱乐巨头迪士尼推出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电影一经上映，便以其奇观式的动物城呈现、惊险刺激的剧情、兔子狐狸讨喜的CP设定、追梦与抗争的普世主题等，在全球收获了一众拥趸。
时隔9年，那首为兔子朱迪量身定做的美国梦歌曲《Try Everything》还在耳畔回荡，《疯狂动物城2》归来，再次以风卷残云之势引爆全球。只不过，当初昂扬高歌，通过个体努力可以改变一切的“Try Everything”式的时代乐观精神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蛇没有肩膀”。前者鼓吹的“扛起一切”变成后者的“不必为问题负责”，重担卸下，使命抛弃，顺其自然，换算成今天颇流行的话语，则是佛系和躺平。
自然，佛系和躺平并非个人英雄主义消退后的拒绝接受使命，而是认识到系统复杂性与个人局限性后的战略性松弛。但其中主题的转变，反映了当全球化退潮、社会和文化语境剧变后，夹缝中求同存异的艰难。
1、个体偏见与系统不公
剖析《疯狂动物城》系列，我们便能从中看见创作者对偏见这个社会议题的介入。在第一部中，兔子朱迪想要成为一名警察，这朴素的职业理想却被邻里、家人认为痴人说梦，她最好的出路是成为种植胡萝卜的农民，这既符合其柔弱矮小的身体特征，也符合大众和社会对兔子这一物种（族群）的偏见。狐狸尼克作为狐狸族群中的一员，被天然视为狡猾奸诈、不可相信的骗子，因此，尼克作为个体也遭受着外界的偏见。
兔子朱迪——食草动物，狐狸尼克——食肉动物，食物谱系的不同像是天然的分界线，将动物城的居民分成两个阵营，偏见以食草动物对食肉动物有着“潜在野性的恐惧”而呈现。
动物体型的尺寸也呈现着某种偏见。电影里有一处情节，朱迪为追踪案件来到小型啮齿动物镇，该镇表面上是一个精致的微型世界，为小型动物提供了安全舒适的环境，但从高处俯瞰，它就像一个被放大玻璃罩盖住的玩具镇，美丽但封闭。当朱迪意外闯入这里时，她的巨大体型成为了威胁，她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踩到房屋，而啮齿动物们看见“庞然大物”般的朱迪所呈现出的紧张和恐惧一目了然。
电影画面中，动物体型尺寸的对比俯拾皆是：朱迪初进动物城，各类动物从火车站不同尺寸的门出入。朱迪到达警局，警局的同事皆是犀牛、大象等巨物，身材瘦小的朱迪被打上“弱小”标签，只能作为交警被动贴罚单，无法参与核心案件。电影中重要角色黑帮老大“大先生”，竟是世界上最小的哺乳动物之一鼩鼱。鼩鼱的一众保镖们，则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北极熊。
在动物体型尺寸的差异中，朱迪的遭遇暗含着动物尺寸大小等同于能力的偏见与歧视，而大先生的情节设定则是创作者对于偏见的讽刺。动物城内尺寸的不同形成了系统层面的“尺寸政治”，大占据中心，拥有话语权和核心地位，小则处于边缘和受害者的失语状态，视觉化、奇观化的尺寸设计，形成了某种“自然”的等级秩序，等级秩序则让偏见根深蒂固。
美国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在《偏见的本质》中指出，偏见是“基于错误且顽固的泛化而产生的憎恶感”，其3个关键特征为：
1.过度泛化：对某一群体形成概括性判断（如刻板印象）。
2.情感倾向：常伴随厌恶、恐惧或优越感等强烈情绪。
3.顽固性：即使面对相反证据也难以改变。
在动物城的设定中，大型动物对小型动物“能力”的轻视和否定，是过度泛化；食草动物对食肉动物恐惧，含有明显的情感倾向；野牛警察局长面对已经被警校肯定能力的兔子朱迪下属，还是固执地认为朱迪缺乏才干。
朱迪本身即是偏见的受害者，但在面对尼克时，也会无意识地产生狐狸“狡猾不可信”的预设。正如奥尔波特所说：偏见是一种普遍的认知倾向，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免疫。
《偏见的本质》
[美]戈登·奥尔波特 | 著
凌晨| 译
后浪| 九州出版社
2020年10月
可以说，在第一部中，《疯狂动物城》的创作者用极具标签化的形式，从显性的画面、人物设定、主要情节线推进（朱迪和尼克寻找失踪的食草动物，解开羊市长利用大众舆论栽赃食肉动物），方方面面展现了有关偏见的表达，且核心聚焦于个体身份与表面的偏见。
在第二部中，表面的偏见被弥合，正如奥尔波特所指出的，当社会规范明确反对公开歧视时，偏见会转入地下，以更微妙的方式表达。在动物城中，公开的种族隔离（偏见的一种表现形式）已消失，但“微歧视”无处不在：犀牛局长忽视朱迪在会议上的发言；老鼠警察站在大象警察的脚边汇报工作；一群仓鼠合力转动对水牛来说轻而易举的门把手；被啤酒盖顶到天上，驻扎在自动售卖机、负责卡推下卡住可乐罐的总是鼩鼱这类体型微小的动物。
不过，食肉动物、食草动物还是维持了表面的和平与包容，主线叙事中，和食草、食肉这两类哺乳动物产生更大区别的爬行动物出现了。爬行动物的代表，蛇盖瑞从更边缘的隔离环境中而来，其要面对的是被林猞猁家族窃取“气候墙”专利技术后，种族、泛种族（两栖类、海洋类动物）被集体从动物城驱赶到湿地市场，且随着冰川镇的扩大，唯一的生存土地——湿地市场也将被吞并，灭种危机即将到来。
奥尔波特指出，偏见的表现形式呈现出歧视的层级，从轻微到极端共5类：
1.语言侮辱：使用贬低性标签。
2.回避：刻意避开某些群体。
3.歧视：在就业、教育等领域系统性排斥。
4.身体攻击：暴力行为。
5.灭绝：种族清洗或大屠杀。
对于蛇盖瑞所代表的爬行类种族（包括两栖、海洋类）来说，100年前，从蛇盖瑞的祖母发明的“气候墙”专利被窃取的那一刻开始，系统性的种族清洗或大屠杀已经开始了。弱势群体的爬行动物对于动物城的巨大贡献被强势的哺乳动物抹除，接着，掌握知识生产、历史书写、空间规划的哺乳动物统治者（林猞猁家族）用“蛇”咬人、蛇是危险分子这一类舆论把戏成功洗脑所有哺乳动物，在霸占、掠夺了原本属于爬行动物的所有资源后，又以物理隔离的形式，将其种族驱逐出权力、地理中心，赶到贫民窟——湿地市场。
这还远未结束，在长达100年的时间长河中，林猞猁利用手中权力，篡改动物城的官方历史叙事，将自己篡夺者的身份洗白成创造者，并通过书籍、媒体舆论，从文化和记忆上对爬行动物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抹杀。
窃取创造成果——空间驱逐——篡改历史叙事，通过这三步，林猞猁家族（哺乳动物）构建出了对爬行动物结构性的压迫系统。
《疯狂动物城2》剧情一开始，便是林猞猁家族进行冰川镇扩建计划，扩建计划将拆除湿地市场，这意味着，在长达100年的（系统压迫）准备之后，哺乳动物并不满足于掠夺资源和土地，其真正的目的是对爬行动物进行无差别清洗。
一场精心策划的种族大屠杀即将来临。
2、解决之道
在《疯狂动物城1》中，偏见呈现出显性的特征，无论是兔子遭遇的职业偏见，食草动物对食肉动物的恐惧，还是狐狸尼克所代表的种族含有的“奸诈狡猾”属性，大个头动物与小尺寸动物的差异……所有的一切，都在视觉画面、人物设定、情节铺陈中一览无余。
究其显性偏见呈现的心理根源和认知机制，正如奥尔波特所阐述的：“人性中自然而正常的本能使他们易于做出泛化、概念和分类，这些都是对经验世界的过度简化。理性的分类会始终与第一手经验保持同步，但人们也同样容易形成非理性的分类。即使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他们依旧能够根据传闻、情感投射和幻想形成偏见。”
通过奥尔波特的理论，我们便能在《疯狂动物城1》中找到显性偏见的心理机制：
1.认知捷径与刻板印象：动物城的居民（尤其是占多数的食草动物）为了简化复杂的社会认知，依赖“食草动物温顺/食肉动物危险”这种简单的二分法。
2.恐惧与自我保护：对食肉动物本能的恐惧，被放大为社会性的防范心理，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排挤。
3.社会氛围的强化：媒体对“食肉动物野蛮化”事件的夸大报道，进一步煽动和固化了食草动物、食肉动物的对立情绪。
这种基于个体身份与表面差异的显性偏见，被以兔子朱迪为代表的超级英雄侦破案件，在克服个人恐惧与偏见后，与狐狸尼克产生超越身份与种族的友谊，友谊带来的情感链接让朱迪在经历种种危机后最终成功找到了嫁祸食肉动物的真凶——市长母羊。母羊被送进监狱，朱迪被警察局长、体型巨大的同事们认可，而尼克也摆脱了狐狸身份的枷锁，成为一名警察，和朱迪组成了搭档。
这个Happy Ending结尾，证明了跨物种的信任可以超越身份（种族）偏见，个人努力也终将瓦解显性偏见。然而，这种“努力就能改变世界”的乐观主义解决方式在9年后的第二部中消失不见。毕竟，它并未触及到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土壤。
《疯狂动物城2》中，偏见从显性走向隐性，个体的、身份的、哺乳动物内部种族的偏见变成系统的、制度的、权力结构的系统性压迫。哺乳动物主导、现代乌托邦式的动物城表面依旧和谐，但在这和谐之下，是爬行动物长达100年的屈辱史。
“气候墙”专利的被盗窃，抹杀了爬行动物族群的历史和尊严；被驱赶至湿地市场这类贫民窟，经济和生活空间被压榨，资源被掠夺；“蛇类阴险危险”的叙事，使整个族群被污名化，系统性的偏见由此诞生，也因此催生出比第一部更隐性、顽固的不公。
偏见融入城市规划和法律，爬行动物被限制在特定区域生活；爬行动物的历史贡献被从教科书和公共记忆中清除，他们成为“看不见的群体”；长期生活在被污名化和隔离的环境中，部分爬行动物自己也接受了“低人一等”的设定，形成了深刻的自卑或反抗无力感。
多重偏见的叠加，使得整个故事的底层叙事深刻而沉重，童话式的美国梦解决办法虚伪且漏洞百出，所以，在第二部中，故事的核心叙事并没有聚焦于解决偏见，而是情景再现式的追溯和揭露爬行动物被抹除的真相和遭受系统性偏见的根源。
故事的高潮，兔子朱迪、狐狸尼克、新角色河狸、蛇盖瑞勇斗反派林猞猁家族，加上动物城新上任马市长的倒戈，最终合力制服猞猁家族，拿到属于蛇家族的“气候墙”专利证书，揭露了被遮蔽的历史真相。
历史真相被揭开之后呢？
电影并没有提供像第一部中那样昂扬迸发的积极精神，而是以隐忍克制的手法，提供了颇为谨慎的希望，这种希望不是童话式的和解，而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后艰难的理解。朱迪、尼克完成任务后，回到警察局指定的心理诊疗室，通过诉说的方式解决两人搭档共事中的矛盾。在两人之外，有斑马组合、盘山和山羊组合、疣猪和野猪组合，不同群体坐下来，开始漫长而笨拙的对话。他们仍然争吵，仍然误解对方，仍然带着自己的伤痛和恐惧，但他们选择留在同一个房间里。
这就是奥尔波特理论在二十一世纪的最终回响：消除偏见不是一夜之间的启蒙，而是日复一日的实践；不是消除差异，而是在差异中共存；不是找到最终的答案，而是保持提问的勇气。
在电影最安静的时刻，朱迪问尼克：“你觉得我们真的能改变什么吗？”尼克没有给出鼓舞人心的答案，他只是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我们停止尝试，情况肯定会变得更糟。”这种有限的希望，恰和银幕外的现实遥相呼应。
3、消失的乌托邦
如果说《疯狂动物城1》中的打破个体偏见，追求天下大同的平等梦想是映射全球经济上行期的进取与乐观，那么《疯狂动物城2》追溯系统性的偏见根源，探讨和而不同的共存主题，则反映了经济平缓期乃至下行期的“松弛”与疗愈，正如蛇盖瑞所说“蛇没有肩膀”“不必为问题负责”。
9年时间，电影主题发生巨大转向，现实社会也发生着巨大转向。9年前，全球化、地球村依旧是世界各国认可的主流观点，包容、多元、开放的理念成为共识，政治正确的主张也在欧美各国积极乐观地推进。9年后，全球化退潮，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愈演愈烈，政治正确被摒弃。全球范围内，殖民历史、文化挪用被再度审视，公众的焦点也从个体是否怀有偏见，转向了系统如何在无声中制造并固化不平等。
在商业上，迪士尼通过第一部积攒的人气，用成熟的技术、精致的视听、流畅而刺激的情节，复制了9年前的成功。不过，《疯狂动物城2》的成功，并不在于它的票房。它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一样，精准地切开社会偏见的肿瘤，不仅做病理切片，还做基因溯源、系统扫描和自我反思。它告诉观众，偏见已深入历史的骨髓，系统的惯性巨大，而作为个体的我们在奔驰的过程中已伤痕累累、身心俱疲。
它不再许诺一个偏见彻底消失的乌托邦，而是探讨我们如何带着历史的伤痕、系统的缺陷以及个人的倦怠，继续有尊严、有联结且不至于被压垮地生活在一起。
因此，《疯狂动物城2》是一部属于后全球化时代的成人童话，它或许失去了第一部那种一鸣惊人的冲击力，但却获得了更厚重、更复杂、更贴合当下精神境遇的共鸣力。它标志着我们从梦想着“改变世界”的激昂青年，成长为深知世界之复杂却仍决心在其中认真生活、并照顾好彼此的一代人。
在这个意义上，这部续集完成了它最重要的时代使命：它不再是给我们一个关于未来的梦，而是给了我们一份面对此刻的、带着智慧的勇气。
